这是红一军团在长征途中根据民歌《孟姜女》的音调填词而成的歌曲《长征歌》，也是我军第一首反映红军长征的歌曲。“十月里来，中央红军远征忙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粉碎敌人新围剿，团结抗日救中国。”这是红一军团在长征途中根据民歌《孟姜女》的音调填词而成的歌曲《长征歌》，也是我军第一首反映红军长征的歌曲。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军地作曲家们创作了大量长征题材的音乐作品，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梳理总结那些经典作品“传得开”“留得下” 的艺术经验，对于赓续传承长征、创新发展军旅文艺都是极有意义的。
长征期间，为了宣传思想、鼓舞士气，红军文艺工作者根据各地民歌或戏曲曲调填词创作了很多歌曲。代表性的有:用学堂乐歌《竹马》音调填词而来的《粉碎敌人乌龟壳》《渡金沙江胜利歌》《打骑兵歌》;红二方面军用民间歌舞小戏《小放牛》的音调填词而成的对唱歌曲《十问十答》，用风趣的问答形式回顾了国际主义运动及中国历史，激发了红军战士的热情;红一方面军抗日剧社的危拱之社长用安徽凤阳花鼓调填词成歌曲《凤阳花鼓》:“红军强，红军强，千难万险无。行军上打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红四方面军过草地时偶然打到一头野牦牛，给长期野菜果腹的战士们带来一顿美餐的同时，也产生了一首用江西民歌填词的歌曲《吃牛肉歌》，表现了红军战士的乐观主义;肖向荣用广东民间曲牌《混江龙》音调填词而作的《长征胜利歌》高度概括了长征的历程，在1936年1月红一军团到达陕北后举行的军欢大会上由红一军团战士剧社演唱，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依曲填词是我军早期军旅歌曲创作的主要特点，虽然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但来自民间的熟悉音调与反映战斗生活的鲜活歌词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与号召力，在激发斗志、鼓舞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军队和地方音乐家的专业水平大大提高，创作了大量反映长征史实、长征的音乐作品。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长征组歌》和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
1965年，曾亲历长征的肖华将军创作了反映长征伟大历程的12首诗，交给战友歌舞团的晨耕、生茂、唐诃和遇秋。他们选取了其中10首谱曲，创作出了《长征组歌》。半个世纪以来，《长征组歌》几乎成为纪念长征活动中的必演曲目，并以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之无愧地入选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
在我看来，《长征组歌》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思想性突出。词作者肖华曾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回忆录，最终从长征复杂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12个典型事件，艺术地展现了长征的伟大历程，刻画了红军战士不畏艰险的和军民鱼水情深的真挚情感。这些词作融厚重的历史、真挚的情感、深邃的思想、崇高的情怀于一炉，既有感染人的艺术魅力，更有鼓舞人的力量。
二是艺术形式群众化。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让广大群众“喜闻乐唱”绝非易事。这首先要在艺术形式上下功夫。创作者选取了中国百姓喜爱的歌曲体裁，加入了说唱、快板、秧歌、民间欢庆锣鼓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元素，并运用了独唱、对唱、重唱、齐唱、男声合唱、女声合唱、混声合唱、领唱加合唱等声乐表现形式，艺术形式丰富而有章法。
三是音乐语言民族化。这是我国音乐界长期讨论的问题，那些经历了时间的经典之作多是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长征组歌》也不例外。从音乐素材来说，作者把红军歌曲与长征途经地的少数民族音乐相结合，塑造了鲜明的艺术形象。听众也许分不清哪一句是江西民歌、哪一段是苗族山歌，但流淌其中的属于中华民族的音乐风格却常鲜明的。从配器来看，交响乐队与民族乐队结合也是音乐语言民族化的体现。交响乐队的优势在于多声部的造型能力和气势磅礴的音响厚度，而民乐既是特殊的色彩点缀，更有无可替代的表现价值，而且非常符合中国听众的审美习惯。
再来看《长征交响曲》。1958年春，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的创作会议上，陈毅同志号召音乐工作者进行历史题材交响乐的创作，获得了作曲家们的热烈响应，中国乐坛迎来了交响音乐“化”的热潮，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1962年第3届《上海之春》首演)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首先是根据内容需要选择形式。用交响曲这种高度逻辑化的艺术形式表现红军长征这一宏大主题，用准确的音乐语言刻画长征途中最典型的艺术形象，如何做到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是作曲家思考最多的问题。最终，丁善德选取了长征途中最典型的、也是最适合用音乐来表现的5个场景(即《踏上征途》《红军，各族人民的亲人》《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5个乐章)，并从内容出发调整形式，使音乐在合理的结构逻辑中自然发展。
其次是根据表现需要运用技巧。这首作品中引用了一些人们熟悉的旋律，如历史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哈达献给毛》《吃牛肉歌》《风吹竹叶》和《大红公鸡》《歌》等来自长征途经地区的民歌。一方面，这些旋律能引导听众产生联想，有利于准确理解抽象的音乐形象，也拉近了听众与交响曲这种“阳春白雪”的音乐体裁的距离;另一方面，器乐化、交响化的处理，使这些旋律“糅合”而非“拼贴”到音乐整体中，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
进入21世纪，长征题材音乐创作运用了更专业的作曲技术和更现代化的舞台表现手段，作品体裁多样、风格多元，但社会影响力却远不及从前，其中原因值得反思。
唐建平的民族管弦乐《长征序曲》、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雪山塑魂》、关乃忠的合唱打击乐《娄山关》、红的民族管弦乐《红色征程》等作品，写作技术非常专业，但社会反响却相当有限，这也是当代音乐创作的共性问题。2006年，部队专业文艺团体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创演的两台节目很有代表性。一台是原总政歌舞团的大型演唱会《红旗飘飘》，印青、、张卓娅等作曲家创作了《飘动的篝火》《七根火柴》《九个炊事员》等17首歌曲，既有全景式描写也有具体人物形象，既有主观视角也有客观评述，既有历史角度也有当代目光，音乐风格和表演形式也比较多样;另一台是原总政歌剧团创演的歌剧音画《山水回声》。这两部舞台作品凸显了军旅音乐特有的“战斗性”和“群众性”特点，在部队反响很好，但若论社会影响力也远未达到《长征组歌》的水平。
面对历史题材，该用怎样的艺术形式和音乐语言引发听众共鸣，怎样在“思想性”“艺术性”的基础上提高作品的“可听性”?我以为，前述《长征交响曲》的创作经验值得借鉴。另外，《长征组歌》成功的3个原因看似平淡无奇，其实是艺术创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在文化艺术空前多元的当代中国，如何找到长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用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和途径把长征的火种播撒在他们心中，是文艺工作者需要沉下心来思考的问题。
可喜的是，7月1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的大型歌剧《长征》(编剧邹静之，作曲印青)便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一部题材重大、体量庞大、人物众多的综合艺术作品，《长征》既体现了戏剧性、交响性、抒情融的歌剧特性，又实现了史诗性、民族性、性的统一。作者充分尊重当代中国人的审美需求，用抒情性、戏剧性与军旅风格兼备的咏叹调，符合汉语音调逻辑的“中国式宣叙调”，以及多首富有军旅特色的大合唱，成功地塑造了以彭、平伢子、洪医生等为代表的红军形象，艺术地再现了长征历程，了伟大的长征。该剧首轮演出便已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社会效益，相信经过不断打磨，歌剧《长征》将成为21世纪初年长征题材音乐作品中的经典。由此可见，只要创作者抓住时代审美特征，切实增强“可听性”和“传唱度”，就一定会创作出触动灵魂、直抵的艺术精品，唱响长征的不朽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