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包括到现在，英语是帮了我的大忙：研究生毕业后初入职场，就凭着英语，工作很快就上手。”——宋传杰
我是1977年6月高中毕业，等待下乡或就业。期间做临时工，传来高考的消息后，就边打工、边复习。我的小学和中学，并没有学多少东西。自己的老师，老师的老师，父母的老师，都像是一根根救命稻草，逮住哪一根就是哪一根。
当年的高考内容，很多都忘记了。唯一还记得住的就是作文题目，《难忘的一天》。考场上，先写了一篇关于老人家逝世的，但又感觉这个题材太悲，又写了一篇，是关于当天高考的。出来后，被语文老师骂了一顿，“画蛇添足”；回到家，又被母亲骂了一顿。
考试结束后，估计了一下分数，差不多也就是60-70分上下。但也有其他考生，预估的分数90分以上。当时，我心里对考上没抱多大希望。考试后不久，就进了工厂。
突然，有一天来了通知，说我进了1:1.2查体的范围；查体之后，我又参加了当年的征兵。由于下班之后经常去帮着厂部办公室办黑板报，厂党委相中了我的钢笔字和文笔，遂准备在学徒期满后把我调去当秘书。所以，查体之后我也就没有再记挂考学的事。
1978年春节后某日，突然来了入学通知书！那时，武装部也告诉我征兵那边也没有问题了。人生第一次面临三岔口的选择。
父亲母亲，甚至姥娘姥爷，都坚定地支持我去求学，我自己也喜欢学习。于是从工厂办了手续，打点行李，准备去济南上学。
临走时，很多人觉得上学也不过如此，说不定将来会是什么样呢。但后来证明上学还是对的，没过两年，工厂倒闭了，当时那些师傅和同事们的结局不是很乐观。
我的大学叫“山东工学院”，我考研后改为山工大。济南至，100公里，现在自驾车1个多小时的程，但那时候，还是感觉很遥远的。临离家时，姥爷、姥娘都难离难别，因为我从未长时间离开过他们的视线。
我当时报考的是山东工学院工业自动化专业，但录取在电机工程（EE）专业。分班在电机七七·二班。
大学期间，唯一犯过愁的课程是英语。起初，学得非常。发音，发不准；读课文，读不顺；有时上课被老师提问起来课文，就以“感冒了、嗓子痛”为由赖掉。甚至去系主任那里咨询，不学英语课，是不是能毕业？但到了大二下半学期，有了一个转折，好像突然开了窍。大三上学期，我竟然成为为数不多的在学校年级英语联考中分数比较高的学生。后来，学校又为我们这部分同学安排了二外（有日语、有德语），我还跟着学校里为青年教师开的英语提高班上课学习、学TOEFL。
给七七级学生上课的，都是学校里最好的老师。到今天，我还能一张嘴就能说出那些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们，高等数学的赵宝老师，物理的陆敏，数学分析的费定辉老师（旁听课），电工教研室的蒋仁渊老师、严庆清老师、林连序老师等等。在校园里，随时都能遇到大师，比如：艾兴、孟繁杰、侯博渊、夏天纠、杨相寿、裘培勇等大师们，随时可以有机会打个招呼；甚至，还能见到刘先志先生。
这些先生们，迎面去，喊一声老师，他们都会笑容可掬地停下来与我们打招呼，随便我们问什么问题，不管是问的好问题，还是幼稚的问题，他们都会认真耐心地一一作答，直到我们似懂非懂地点头为止。省政协常委宋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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